人状态起，他就知道自己必须把解剖那具结构特异遗体的事放一放，先考虑活人的问题——不然很快就不用再考虑了。
翻开伤者眼皮，瞳孔已经出现散大，对光线反应不太敏感。不用“可能”了，这就是颅内损伤征象。
念及这帮人真的很尽职地试图在混乱中起到保护作用，并且极有可能地提前踩掉了一个针对自己的陷阱。出于良心，很有必要捞上一把，哪怕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些麻烦。
他短暂开启了一瞬精神感官，把“天知道颅内哪里损伤”的诊断明确到了“左侧颞顶部硬膜外血肿”。
简单来说，就是脑壳和硬脑膜之间有出血，而脑壳内的空间是有限的。现在看来出血量已经大到开始压迫脑组织、慢慢把它们挤到不该去的地方。
他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刚清理一番换了身干净衣服，“我的建议是打开一小块脑壳，把淤血清出来。”
很有既视感，想必也曾有一位名医在不太恰当的时候提出过类似建议，并成为了早期不良医患沟通的典型案例。
不同之处在于，克拉夫特觉得自己的方案还是挺保守的。说到底所有操作都不会涉及大脑一星半点，没有超出条件限制，器材可自取。
还活着的几个修士面面相觑，没人做主给出个答案。事实上，没跳起来给提出治疗方案的医生先开个瓢就已经是涵养体现了。
“这只是个方案，不做处理的话，那就只能期望天父怜悯了。”
少许骚动出现在周围医生中。显然业内人士也对此抱有疑虑，但至少表面上控制得很好，某些隐形的东西阻止了他们进行评判。
就算听起来超出常规，在专业领域质疑教授提出的治疗方案不是谁都能干的。
“确实有不少钻开颅骨的治疗手段，不过之前多用于精神疾病，现在用得少了。”倒是维伦看出克拉夫特是认真建议，站出来提供了支持。
虽说站在职业道德立场上他说不出“教会二逼死了就死了”这种话，但权衡利弊是必要的。冒风险治好了没多大好处，出差错了却一定会很麻烦。
这位讲师给克拉夫特递了个眼色，暗示没必要非得做这一场，不如直接劝退得了，“风险会很大，你们里能有帮他做决定的吗。”
后者像是没看懂他的意思，点头表示感谢，继续转向修士们交代道：“我先去做术前准备，免得浪费时间。你们最好在我回来前做好决定。毕竟我随时都在，伤势不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