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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成本问题，部曲的武器盔甲粮草，都要有人负责，很多诸侯没有土地财货，自然也养不起兵，于是只能采取折衷之策，即招纳自带部曲的部下，为自己效忠。
这些部下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也只有他们有大量的家奴，和能养活家奴的土地，谓之私兵，当初麴义的八百先登，高顺的陷阵营皆是如此。
这样一来，主公不需要养兵，只需要得到对自己忠心的部下就行了，而投靠主公的部下，自然是因为主公许诺的条件，双方大部分时候，只是基于利益合作。
但这种情况自然也有隐患，主公不能随意调动兵马，说明其无法完全掌控部下，而部曲的武器盔甲，乃至粮饷家人，都是身为地主的将领养活，自然也对家主付出比最上面的主公更多的忠心。
这对于小富即安的诸侯来说，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但志向远大有野心的主公，便会想办法消除这些隐患。
最普遍的，就是利用士族之间的矛盾，找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辖制部下部曲的规模，若再做的明显些，就是对一些不在怎么听话的部下直接下手，治罪削地，夺其部曲，后世孙权就是精于此道的佼佼者。
在追求大一统的中原地区，这种现象也是极为普遍，袁绍对付麴义吕布，皆是看到了其私兵势大的隐患，曹操直接打压甚至杀死兖州士族，皆是如此，此事无关对错，只关乎利益。
当然，曹操杀边让时政治手腕还不成熟，手段太过极端，目的太过明显，远不如袁绍利用冀州士族谋士间的矛盾那么隐蔽，所以激起了强烈反弹，吃了大亏。
后面他想到的解决之道，便是屯田制，收归多余的土地，加重百姓的税赋，用多余的财货收买士族，彼时兖州士族反叛失败后，也只能接受了曹操的条件，两边暂时共存下来。
袁熙则是一早便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最早打幽州的时候，并怎么依赖当地士族，反而是依靠一些地位不高的小士族，或者是良家子打天下，同时尽可能将土地纳为公田养兵。
他敢这么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背靠的本就是势力庞大的袁氏。
但中原的做法，放到长江以南，又有些行不通了，因为无论荆州所在的江表，还是江淮所在的江左，亦或士族最为顽固的江东，相对于连年战乱的中原，士家大族已经稳定经营了数百年，势力早就根深蒂固。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完全掌握一地极为困难，尤其作为外来户的主公想要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当地士族的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孙权终其一生都在斗士族的原因，孙氏出身太低，没有几百年的人脉关系，不采用极端手段，很难压服当地士族。
当然，孙权的出发点，不过是将孙氏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