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有别的加征，如“两尖米、鼠耗米、补湿补润米、筛飏米”等等名目，还有漕船通关的加税以及建造漕船的料银摊派——杂七杂八加起来，一石米的加耗基本也是一石米，也就是说漕粮的征收一直处于翻倍状态
这般加耗，当然会导致民不聊生后来朝廷无奈，加上各供应漕粮的省份有此起彼伏的灾情，后来明廷对漕粮征收进行了改革——折色即不收大米，直接收银子、铜钱运到京师后，再用这些钱来买米——商人运粮，这些加耗就没有了，只有过关的税银
这折色法从成化年间十万石开始，一路飙升到嘉靖时期，最高到二百一拾万石，占据全国漕粮一半以上到了隆庆帝，成了定例，每年一百万石，一直到朱翊钧主政
折色征收漕粮开始是为了解决灾情的权宜之计，到隆庆帝时形成定例，其实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的必然
也就是说，南方产粮地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粮食交易，农民才有钱交折色——而漕运发展到此时，运道艰难，漕船缺失、漕军逃亡，原定的四百万石漕粮征收运输任务已经望不可及京师百姓的口粮问题的解决，很大部分靠商品粮的输入
王宗沐在漕运上的见识，即为敏感的发现了这一点因漕运折色触动了漕运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朝廷一直有反对之声，也有人经常说折色违背祖制，并引用嘉靖帝对当时漕运总督的批评“自今遵祖制，毋轻变”这句话来反对折色政策
王宗沐则给朝廷算账：“今云不可改折者，不过曰京仓之积渐寡也......每岁约以三百石入运，而恒出一百万以收其盈每石以八钱折，而以五钱放，计得三钱，则一百万石当得三十万金再加减存军船三千二百五十余只，每只以扣留行月二粮，赏钞银四十两计之，又得一十三万两”如此行之几年，国家可得大利
啥意思呢？王宗沐认为，每年粮食生产是定数不在甲处，就在乙处如果京畿粮少，必然粮价高，那么商人会运粮过来贩卖，就会把粮价打下去
而每年折色是按照粮食石数折的，这粮食相当于已经在朝廷账上了那么这一百万石粮食因为没有漕粮加耗，每石会产生三钱银子的账面收益这笔银子当然可以计入财政收入，因此“国家可得大利”
要不怎么说王宗沐这个总漕被视为奇葩呢？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一直在挖漕运利益集团的墙角——因此万历三年，被一拥而上的攻击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