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倘若能在十八世纪、也就是历史上的清朝乾隆年间就将之引入，结合中國民间的雄厚技术底蕴，几十年的时机也足以开枝散叶了。
当然，这太理想化，实际上会存在很多客观因素影响这个进程，何况“科学体系”是后世总结出来的概念，当时哪儿知道它是什么？
由于正统性的缘故，后明对于民间思想文化的管控可以说是非常宽松的。
但这个宽松并不同于天启、崇祯年间王朝末年的腐朽、混乱、失控导致的宽松，而是一种“有序的宽松”。
这颇受文人墨客的赞誉，同时因为人口的持续增长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朝富有四海，无胡虏之乱、无倭寇之患、无厂卫之害，风气常开，不拘言辞
这种情况下，中西方的交流更加频繁，各种书籍陆续流入，西学东渐的过程缓慢而绵长的持续了很久。
尽管自然科学在大江南北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和同期的欧洲相比，只能说是涓涓细流和滚滚浪潮。
朝廷和官府确实不禁止，可民间自发的推广和传播速度太过于缓慢了，缺乏推动力。
自下而上的改革何其难也，君臣与百姓没有上帝视角，他们不知道科学体系是什么玩意，能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起如此大的推动力，他们只知道有好东西的话，拿来仿造就行了。
早在文宗皇帝在位的时候，就有英国商人带来了蒸汽机的图纸，并在广州雇佣当地工匠打造了一台，以此来讨好巡抚和知府。
不过人们也就看个新鲜，不拿它当回事。
用机器代替人力？谁干啊？后明有几亿人，人力比牲畜还要便宜，谁愿意去用又贵又要维护的机器？
而且官员们还要担心机器代替人力以后的可怕后果——上千万人的没了活计，这么多流民要是造反起义那也太恐怖了。
英国才多少人口，圈地运动爆出来的流民压根不够看；后明这边搞不好就是几十万、上百万，鉴于天启、崇祯年间的教训，没人敢尝试。
这就体现出指路人的重要意义了，如果这个时间段的皇帝能够未卜先知，完全可以尝试提前开始根本上的改革——确立商业法律，从而孕育真正的資产阶级，应用資本主义生产制度；同时对外移民削减内地人口等等。
可惜这都只是美好的愿景，因为开不了天眼。
“不管怎样，事实证明中國人的运气和智慧还是不错的。”周长风自言自语般的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