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和地方衙门为了保证递运所的运行，各地在实际执行中便逐渐改为平摊入地方徭役中，使得一方百姓“无分彼此，均出钱给领”。
递运所所需的经费，也往往被分摊入周边数个州县的赋税之中，其名目有递运人夫、水夫、防夫以及车、船等项。
由于递运所规模各异，所需经费也各不相同。以大兴递运所为例，其编制为“车五十辆，防夫三十名”，规模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万历初年时，大兴递运所每年需银2280两，由真定、广平、顺德、大名、河间五府一同提供。
一个中游水平的递运所每年花费2000多两，全国剩下一百多不到两百个递运所，按照一百五十个来算并以此均价计费的话，一年就要耗费至少三十万两，且这是纯粹的支出，毫无半分银子收入。
三十万两啊，这还是高拱当年裁撤了一大批之后的结果。想想看，二十年前高拱刚刚秉政那会儿，朝廷岁入还只有不到四百万两，光一个递运所就要花掉差不多一成，这朝廷能不穷死？
但有人会发现问题，说这笔钱既然是地方出的，那关中枢什么事？关当时的高拱、现在的高务实什么事？这想法未免有些天真。
朝廷的田赋是按照中枢和地方进行分账的，并且每个地方的分账比例还不同比如苏州就一直被朝廷重课，中枢分账比例特别高。
而且之前说过，朱元璋的小农意识导致大明朝廷一开始就缺乏财政中枢调控能力，地方分账严重缺乏后世那种转移支付的手段，它是先为地方留存，剩下的部分再解送中枢。由于中枢一直没钱，也就不可能以富裕地区的税收去补贴发展贫困地区，导致富则恒富，穷则恒穷。
在这种落后过时的财政体系之下，再加上大明政权的地方衙门自主权很大，导致很多地方会罗列一大堆自己需要支出的名目上报给中枢，然后自说自话地大量“留存”，最后解送给中枢的款子被搞得像是打发叫花子。
高务实一贯认为，在通讯手段还没有达到电子化的即时通讯时代之前，朝廷的管理制度最好不要太复杂，尤其不能一地一策那玩意是后世才玩得转的，大明根本玩不转。在后世那叫因地制宜、先进管理，在大明那叫好高骛远、扯皮管理。
高司徒在革新驿站疏中明确说了，必须首先统一管理权，把递运所改成和水马驿、急递铺一般模样，然后三驾马车合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机构和层级，避免令出多门，出了事连个负责的人都找不到，尽扯皮去了。
但是话容易说，事可不好办。首先第一个拦路虎就不小：递运所的人员除了部分是罪犯以外，大多来自于各地卫所。你高司徒要统一管辖权，这管辖权难道还能归你户部不成？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