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增有特殊性，一是二人均为秀吉亲缘，二是在宛行状中明确提到了加增知行乃是太阁之旨，即丰臣秀吉生前既定计划的践行，这明显也是为了强化“一门”的势力。
在那之前一个月前的正月九日，加增萨摩的岛津忠恒知行五万石，以奖励其在朝鲜泗川之战的军功(注：岛津忠恒是义弘之子，他没去朝鲜，军功实际上是他爹义弘打来的)，至于同年十月一日加封堀尾吉晴五万石，是作为其普请越前府中城的普请费用。
由此可见，大老连署的知行加增事项，除了实现秀吉生前遗命的小早川秀秋和青木重吉外，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至于子继父的遗领安堵、当知行再次安堵以及转封，则只是对于差不多同等知行的再确认罢了。
因此从上述比例可见，五大老虽然具有知行宛行权，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知行新增例子极其有限。
在庆长五年(1600)二月一日，德川家康曾独断下发宛行状，将森忠政由美浓七万石加增至信浓十三万七千石；同日免除田丸直昌五千石的军役；二月七日，加增细川忠兴丰后飞地六万石。
家康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巧是在前田利家死后，其他三位大老在本国的空档。待同年四月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回来后，又再也没有哪个大名新增知行了。
而且，从上述诸多宛行状来看，都有“被宛行之”，可见知行授予的实施主体并非五大老，而五大老只是名义上代为执行，其授予主体依然是作为权力顶点的丰臣秀赖。
不仅如此，在丰臣秀吉死前十三天，即庆长三年(1598)八月五日，五大老与五奉行互换的起请文中，互相保证遵守法度、不结党，其中关于知行的要求也是一样。
在丰臣秀赖成人前，凡知行之事首先要详细调查，再由家康及其他大老外加五奉行会商，最后遵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施行。
众所周知，五奉行中只有浅野长政向家康稍微靠拢，石田三成则是强烈的反家康派，因此绝大部分场合下，五奉行方面在数量上占优。
再加上其他大老也不一定希望看到家康一人做大或者卖好，所以家康虽然被放在五大老之首的这一极其尊崇的位置，但实际知行加增这种最重要权限，依然会受到其他大老和奉行的掣肘。
可见秀吉的此番布置从他自己死前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还是很巧妙的，以五大老的威信来维持丰臣政权之权威，但又通过五奉行来限制五大老的势力膨胀。
这就如同使用官位来定制序列，禁止大名私自通婚一样，五大老·五奉行体制也是一个丰臣秀吉制衡诸大名的办法。
众所周知，丰臣家的藏入地约为220万石，这也是丰臣家的实力远超其他大名的所在(注：家康后来所谓的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