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利于已，而以利为利；只当公其利于人，而以义为利也盖以利为利，则失却人心而国家不可保，亦未尝利也；以义为利，则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财，其利为无穷矣是则义利之辩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深省于斯？”
这一段则是像皇帝说明“义利之辨”为何重要事实上，这一段不仅是强调“义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为他的下文打下说理的基础
“我国家以农为本，逐商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训农者天下之本，亦为财货之本，故古人皆以为农之为盛，则国必盛焉然则天下皆农，果可行耶？臣不以为然
臣以为农之为本，如树之有根，根深则蒂固，如此木即盛也然木之为木，其势在干，其荣在叶虽不可不察其根，亦不可轻其干、叶者也
今臣有一言：无士则国不明，无农则国不稳，无工则国不强，无商则国不富士农工商，虽有先后，独不可偏废，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为其首，农为其身，工为其手，商为其足倘只余士农，则其人不可行动，不可作为，乃与人彘何异？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荡，泽被天下，惜农悯农，制诰以训天下社稷，历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终以重农悯农为要，诚推历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农为祖宗法度，却独不以兴修水利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问及各衙，其必曰：太仓不足用矣，固不得大兴
又问：太仓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滥用，民财不可尽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为大谬不然！”
奏疏写到这里，高务实该铺垫的东西已经铺垫完成，接下来就要开始“上干货”了
“臣察前宋苏辙《收支叙》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户部收入数目，其言：‘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
经臣及同僚折算，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银一两约值一贯钱，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注：此处折算标准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