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高拱绝非一个只提理论而短于实践的理论学者，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实干派。尤其是高拱在隆庆后期职掌吏部继又提任首辅后，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吏治方面，实行进士举人并用，破除举官舞弊陋习，创建人事档案，建立任官梯队，完善地区回避制度，州县正官年轻化，精简机构，健全考核制度，打击行贿受贿等。
在军事和边政方面，破除兵部“一尚二侍”旧体制，建立“一尚四侍”新体制，兵部司官精选久任，选拔边才充实兵部司属，建立边帅休假之制等。
这些改革很快取得了显著功绩：在西北迫使俺答称臣纳贡；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在西南和平解决安氏内乱；在南方取得“岭寇底宁”之效等等。
而在法治方面，高拱也有上佳表现。他督令观政进士讲求律例，实行刑部司官久任之法，强化州县正官问理刑名之责，弭盗安民，严惩酷吏，平反重大冤案等。
在理财方面，高拱加强钱粮官员的任用，完善税粮征收措施，推行清丈改革，实施一条鞭法这功劳在后世全给了张居正，力行惠商政策，整顿币制等。
在漕政方面，高拱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整治方案：疏通漕运，开凿新河；破除海禁，恢复海运。
总之，高拱的改革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显著效果。后世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历史学系的创始人嵇文甫先生就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然而，“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嵇先生不仅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绩，而且也阐明了高、张在学术和事功上的传承关系。后世史学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是创始期，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改革只是隆庆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合称为“隆万大改革”的论断，就是对嵇先生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因此，高务实对于“保高倒张”是没有什么内疚之意的。在他看来，反正你俩的政治目标实际上差不多，执政能力搞不好高拱还强了一线，至于对皇帝的教导能力高拱教导出来的隆庆皇帝虽然能力谈不上多强，但至少他至始至终都对高拱保持着足够的信任，也肯放权放手让高拱做事；张居正教导出来的万历皇帝虽然实际上能力并不差，却最终变得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