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却改变不了城市的文化；而没有文化底蕴的城镇，“文明”又能光鲜多久？！
实质上，他们的身份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只是协助构建了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元社会”：城镇居民、农民、农民工！
他们，其实就是城市里的“新型贫民”！
乐极生悲！这是自古名训！
一轮狂喜，让他们丢掉了祖辈们生息的土地，废弃了父辈的老屋，进城后又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继续打工，继续在城里做游荡的魂！
恰似前清时期的裹脚小女人，整日步履蹒跚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森林里！
而在城市的边缘拔地而起的遍地商住楼群成为了他们永远的痛！
优秀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到了城里，导致教育成本像芝麻梗上的苞节，一年高过一年；而在赶潮进城的环境中长大的当下年轻人，又拉起了“恐婚”的巨幅帷幕；父辈们挥汗建起来的商住高楼，自己只有羡慕的份，没有居住的资格！
孩子的教育成本、房子的终身按揭，都是让他们产生“恐婚”的心理的根源！
试想：就连自己在城里活下去都深感艰难万分，哪还有“结婚生子、传承后人”的“非分“之念与奢求！
我进村委会之前，是阿云帮我推了思想的上坡，但对我此次的离职，他没有持反对的意见，因为，他也跟我一样地深切感受到了做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的憋气！
“狗日的！要是早晓得替村民做点实事都还要倒贴，老子就不该接这个靶！辉哥！等到今年底，我也学你一样甩锅，还搞个卵呐！一点意思都没有！”阿云借着酒兴发起了牢骚。
在我的城里新居，阿云自然成了我家的常客；而他的儿子，也送进了县城里的一所完全小学读一年级，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湘湘成了专职陪读。
我与阿云去村里混的初衷，并不是想给祖上长脸，都是想尽自己的能力去带留守的村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增加一点收入；凭我们兄弟俩当时的经济条件，就是跟那些“闲人”一样天天去坐茶馆也能很悠闲地混到寿终！
阿云村里还有书记，不像我在村里独扛大旗，所以，他的工作要比我轻松得多；只是他们村里的可生钱的资源不多，除了一些水田和旱地，剩下的都是些栽种的没有多少经济价值泡桐树木的丘陵；这些树木，原本是供村民们做饭用的柴火，在基本上都改烧燃煤后，村民也就不再上山砍划，导致漫山遍野的都是杂树繁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