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经济基础才是最重要的。其次，尉缭在一些战略战术思想上别具一格，例如他主张要集中优势兵力，等待时机再去歼灭敌人。又如尉缭坚持孙子兵法中的奇正相间的思想，主张“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再次，尉缭制定了一整套极具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特别主张重罚那些战败、投降和临阵脱逃的人。此外，尉缭在兵法之中，还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条令，如《分塞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等，涉及了军中编队、军队和君王的关系、军中命令、后续部队的调拨等各个方面。
尉缭在他的军事著作和行军打仗的实践行动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战争观。例如他提出了“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可见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是为尉缭所不齿的事情。又如尉缭将战争分为正义与不义两种，他坚决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而秦王政统一天下的战争便是免除天下连连征战，民不聊生的战争。但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未来，所有的战争其实很少是以仁义为本的。再如尉缭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就是告诫君王不要妄自发动战争，亦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废弃了战争就会招致祸患。
自汉代以后，《尉缭子》一书屡次被编著、书录，但是其卷数和篇数都不尽相同，卷数上有5卷、6卷之分，篇数上有24、29、31、32篇之别。历史研究证明，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要么是因为流传中有佚失，要么是分篇的标准不同。
流传到今天，《尉缭子》还存有24篇，它们分别是：天官篇、兵谈篇、制谈篇、战威篇、攻权篇、守议篇、十二陵篇、武议篇、将理篇、原官篇、治本篇、战权篇、重刑令篇、伍制令篇、分塞令篇、束伍令篇、经卒令篇、勒卒令篇、将令篇、踵军令篇、兵教上篇、兵教下篇、兵令上篇、兵令下篇。《尉缭子》是研究先秦军事策略、条令、制度等的宝贵资料，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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