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实是分担了政治风险，用钱堵住下级宗室成员的嘴，别因为眼红鲁王和泰兴王父子坐享煤矿利润，而去皇帝跟前说坏话。
万莫小瞧了明代这些藩地内勾心斗角的激烈程度，就连仪宾，也就是郡主县主们的丈夫，都得小心。
毕竟就在十几年前，湖北的楚藩，便发生过仪宾揭发第九代楚王并非朱家血脉的桉子，或许动机只是为了将那一任的楚王弄下王座、让自己的大舅哥坐上去。
而郑海珠，想倚靠鲁藩这棵大树，尝试股份制公司，她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避免鲁王朱寿鋐陷入“宫斗剧”。
她在代表现在和未来的文官权力的黄尊素、卢象升、孙元化身上押了注，在代表西学东渐的徐光启身上押了注，在代表皇权的太监刘时敏身上押了注，在代表军队武力和海上贸易权的毛文龙、颜思齐身上押了注，但这些，还不够。
与刚穿越来、只能从韩府的雇员仆人做起不同，现在她有了一点点资本与实力，就要让自己、毛文龙、颜思齐都有话语权的“濠明商社”，以及自己有完全话语权的航运保险社，像后世的“法人”股东一样，通过股权渗透，进入鲁藩的经济帝国。
这些时日，郑海珠观察朱以派，即使他已算得宗藩里的清流，也仍然开口闭口“我朱家”。
不妨尝试新的经济模式，是否会一点点瓦解“我朱家”、“九千岁”这些家天下或者个人极权的外壳。
这种可以抄作业的模式，就是公司制。
公司制在真实历史上的开创者，乃是荷兰。
而如今的时空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狡猾而野心勃勃的成员们，郑海珠在福建月港和台南已经领教过。
无可否认的是，东印度公司的架构，是先进的。
只有将出资方和管理方分开，将商业主体从个人权威中剥离出来，将无限责任变成有限责任，将股份变成可以转让甚至流通的金融资本，商业主体的所有者也好，经营者也好，心态与眼界才能真正地开阔起来。
“公司”的本质，其实就是“契约”二字，而经济生活中契约意识的建立，必定会带来社会心理上的平权意识。
君权，父权，夫权……人们将渐渐发现，自己曾以为天定的尊卑地位，并不是那么不可动摇的。
更不能允许深山老林里的那些野蛮人，将自己称作“包衣”和“奴才”。
……
宗室的车驾，一路畅通，很快就到了